近日，一项社会学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类似的数据时有出现，这次的调查据说是相当严谨的：是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研究基础上，以严谨论文发表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在我小时候的认知里，父母和家长一直谆谆教导，高考是个公平的秤砣，只要埋头苦读肯下功夫，它就能掂量出你的轻重，让你考上好大学。当然，北大依然是需要仰望的。

　　其实，大学教育只是高中教育的延续，其中的社会阶层比例的构成是相似的。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份调查：2008年11月~12月，《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课题组对全国6个城市的8所重点中学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一所重点学校近30年的高中生家庭背景变化进行了档案调查。“来自政府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等传统和新兴的优势阶层的子女获得了最多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而社会弱势阶层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则逐渐减少，尤以工人、农民的子女下降最为显著。”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农村生源在高中阶段就逐渐退出了这场公认的较为“公平”的人生转折战役。

　　其实，结论很容易得出：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在教育方面的具体表现，高考只是社会不公平中的相对公平。但一个更大的隐忧或许会出现：当干部的子女占据了优越资源而成为精英，他们会不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更加固化或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

　　那些被迫过早放弃学业走向社会谋生的生源，除了少部分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更高的阶层，大多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种地—打工—结婚生子。社会不公没有被打破，他们的孩子依然只能上偏、远、差的学校，或者干脆自暴自弃，认为读书无用。那些有幸进入北大等高等学府的工人、农民子女，则大多成为新的“干部”或精英，被那个阶层所同化。而干部的子女则依然占据优越资源，他们深谙父辈们的权术谋略，能够对社会交际应对自如，轻松地培养出下一代的“北大学生”。当有外力来触碰他们的资源时，如果不被同化融合，则必然迎来他们的抵触。

　　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高，这或许并不值得我们另眼看待，但社会不公中固化的利益体和阶层的循环往复，却是一个深深的隐忧。当我们一代代哀叹社会不公，但自己占有了资源后又来制造新的不公时，鸿沟就拉大了。这也提醒我们：改革的时间到了。